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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重症两支援鄂医疗队在重症病区经历的生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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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的第一天,医院的援鄂医护们,便接诊了一名亟需插管的危重症患者,患者呼吸越来越窘迫,须上有创呼吸机。因防护服短缺,两名年轻医生“用塑料袋制作简易隔离层,套在头上充当面屏”,完成了感染风险极高的操作。

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区,医院医疗队接诊过一名40多岁的病人,情况不算乐观,但氧饱和度较为稳定,“不知道怎么回事,突然心率急剧下降”。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去抢救,但(病人)最后没能停留。”这令队长顾俊“很沮丧”。

医院和江苏医院援鄂医疗队的队员们,2月份即抵达武汉抗疫一线,在战斗最激烈的战场上,主攻新冠肺炎重症、危重症患者救治,与死神短兵相接。一个多月来,他们经历了治疗条件逐步改善,治愈率越来越高,也为那些逝去的生命深感惋惜。

3月15日,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坚守了32天后,医院肿瘤中心Z12重症病区关闭。休整两天,医疗队员们又转身前往另一个“重症病区”战场——医院东院ICU。

得知转换战场,医院的援鄂队员们在工作群里表态,“疫情不散,我们不退”。护理组长魏平珠说,“调休就像‘烫手山芋’,队员们扔来扔去,都想着为患者多做点事。”

据国家卫健委通报,至3月23日24时,武汉现有确诊病例例,其中重症病例例。一个多月来,数十万医护人员在湖北抗疫一线,以非凡的努力,基本阻断了疫情的蔓延,但疫情风险仍在,仍有不少重症患者需要救治。

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患者治愈出院本文图片

均为采访对象供图

接管重症病区

“疫情发生后,我就有预感,要做好准备,说走就走。”医院重症外科(SICU)主任于荣国说,彼时,武汉疫情严重、人员物资告急的消息不断传出,“同行们已从不同省份陆续到了武汉,尤其是很多重症医学领域的专家”,而其本人也“早就备好了行李”。

2月13日下午,人的福建援鄂医疗队带着呼吸机、ECMO等物资,乘坐三架飞机到达武汉天河机场。走在偌大的航站楼里,魏平珠的感受是,“到处都很安静”。有几人站在一旁冲着医疗队招手,喊着“加油”,似在流泪。“他们应该是武汉本地市民。”魏平珠至今仍记得这个场景。

福建援鄂医疗队成员涵盖多个科室,很多人对于疫情的认识有限,比如有人从没穿过防护服,甚至未曾见过。原计划到达武汉后,应有两天防护培训。但留给医护人员的时间不多。2月14日上午9时,培训开始不久,医疗队便接到命令,要在当日进驻华中科大同医院肿瘤中心Z12、Z13两个重症病区,下午4点,“必须开始接诊病人”。

医院名医护人员负责接手Z12病区。“我们对环境还不熟。”摆在于荣国和同事面前的,是一个完全陌生的“战场”。医院医院,病房设施并不适用新冠肺炎病人的诊治。此外,医院原有医生一小部分被感染,大部分人则被抽调至其他地方,仅有部分护士尚在。

医院医疗队员为患者进行吸痰操作

“进入病区后,医疗队对病房进行了适当调整,包括分病区,建立危重病室。”于荣国称,当地提供的设备不多,医疗队自带设备派上了用场,此外,“医院综合性药物较缺,一两天后,医院调剂药品。”

14日下午4点开始,患者陆续入院。按照安排,Z12病区主要收治重症患者,筛查出来的患者被大巴车送来,三个小时内,病区内64个床位便全部收满。

对于入院病人,医生会排查,哪些属于危重,哪些情况较轻。“短期之内,我们必须把患者病情摸一遍,大家都是马不停蹄地忙着。”于荣国回忆,很多危重症患者需要马上送入病房,“上呼吸机”。初次穿上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不适应,早期“有些乱”,加之工作量大,身心俱疲。

顾俊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,其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时,面临同样的状况。“我们接管的是重症病区,由普通病区改建,跟其他两个医疗队共管。”顾俊称,2月3日各医疗队实地查看时,病区尚在改造中,经连夜施工,次日方才正式接收病人,“33张床位很快收满”,“都是重症、危重症”。

接手病区前,医护人员均接受了传染病感染控制培训及心理辅导,尤其是防护设备的穿戴和脱卸。“很多医护人员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,或多或少会有些紧张。”顾俊称,大家是呼吸与危重症专业或者是重症医学专业出身,对抢救重症患者应有底气、信心,但这次面临的是“传染病导致的重症病人”。

医院中法新城院区,医院医护人员询问患者病情。

啃“硬骨头”

最初送进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的64位病人,大多是聚集性感染,“一来一家人”。而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则达到85%,脑梗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基础病缠身。对这些病人的救治,犹如啃“硬骨头”。

2月14日进入Z12病区当天,医疗队便接诊了一名亟需抢救的危重症患者。该患者有脑梗,陷入昏迷中,同时发着高烧,血压偏低。经高流量吸氧、液体复苏等措施后,患者状态依旧不好,呼吸越来越窘迫,须进行气管插管,上有创呼吸机。

“我们想把他转进ICU(重症加强护理病房),但人员、设备都还没有到位。”于荣国说,医护人员不得不在普通病房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治疗。插管过程中,病人呛咳会产生气溶胶,极易造成病毒感染。彼时防护面屏等装备尚未配齐,两名年轻医生“用塑料袋制作简易隔离层,套在头上充当面屏”,完成了气管插管操作,并连接上呼吸机,“非常勇敢”。

也有遗憾。医疗队整建制“接手”Z12病区次日,一名患者离世。“在ICU还没有建起来的情况下,药物和设备又没有完全到位的,这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病例。他(的病情)非常重,没有及时抢救过来。”于荣国至今仍深感惋惜。

对于高龄患者,新冠肺炎尤为“凶险”。

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张医院重症病区中,有一位91岁的奶奶,基础疾病较多,确诊新冠肺炎后情况一直不乐观。张佳佳将老人儿子、儿媳录来的视频放在她耳旁听,鼓励她“一定加油”。

“从2月15日进入病房开始,老人经历了数次抢救,每次都能挺过来。”2月下旬某日的凌晨5时左右,张佳佳发现,最近一次被“医护人员拉回来”后一直昏睡的老人,“微微睁开了眼睛”。她很开心,拍下照片发到群里,和同事分享。

但老人最终还是败下阵来,不久去世。“奶奶年纪大了,有些治疗,她也受不了。”在这些高龄患者面前,张佳佳和同事们就像孩子一样,“都是爷爷、奶奶地叫,可亲热了,不会唤名字”。“很无奈,我们也希望尽力去救。”

医院护医院重症病区坚守一个多月,至今尚未撤离。

新冠肺炎重症、危重症病人,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衰竭情况,缺氧后又进一步造成严重并发症。“一些年纪大的患者,若有基础疾病,或会并发有休克、循环衰竭等症状。”顾俊告诉澎湃新闻。

负责医院肿瘤中心Z12病区外,于荣国也会参与国家卫健委组织的“巡视”,医院“筛查重症病人”,将其转入救医院。“定点收治后,利用专家优势,集中治疗危、重症患者,尽量减少死亡。”于荣国说,从后期死亡率降低的结果看,效果显著。

救命的“管路”

对于严重缺氧的患者,若普通氧疗、甚至无创呼吸机都难以缓解其痛苦,就需要采取气管插管、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。“这是最常用的抢救措施。”顾俊说,维持患者呼吸,氧分充足,这是基础,“否则不等其他治疗发挥作用,人已经不行了。”

2月6日深夜,一名危重症老人被送入顾俊所在病区时,已呈极度缺氧状态,“就像经历了长跑”,“大口喘气”,且出现了意识障碍。“(老人)又有糖尿病和高血压,一来,就进入抢救程序。”顾俊彼时正值夜班,迅速召集同事手术。

麻醉科医生进行气管插管,管床医生、护士准备好呼吸机,调整参数。插管完成后,迅速将呼吸机与患者连接,增加供氧浓度。但一套流程下来,病情仅是略有改善。“患者心跳快、血压低,仍处于休克状态。”顾俊说,此时需要用到“深静脉置管”操作,向患者输入譬如升压药之类的血管活性药物,以及镇痛镇静药物。

所谓深静脉置管,不同于平时“在手背上打针”,而是需要寻找人体深部静脉处——通常是颈静脉或锁骨下静脉——放一个留置管,将药物安全、快速地输入人体,达到抢救目的。在新冠肺炎重症病区,这是医护人员经常用到的“操作”。

而这往往意味着,医护人员会暴露在更大的感染风险中。“重症病人周围的含病毒气溶胶含量很高,医生接触时间越长,感染可能性越大,尤其做气管插管时。‘深静脉置管’手术是在颈部或者锁骨下方,离患者的呼吸道很近,感染风险会比平时大很多。”顾俊说。此外,厚重的防护服、起雾了的面罩以及因戴有手套而失去灵活性的双手,这都给手术实施带来困难。

气管插管、深静脉置管后,顾俊和同事又为患者插上了胃管、尿管。“每一根管子都是抢救他生命的重要管路。”顾俊说,历经三个小时的初步抢救后,患者血压趋于稳定,血氧饱和度由最初的60左右——“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值”,升到“及格线90”以上,维持在90~93,“虽不理想,但已算乐观”。

此时“抢救”尚未结束,医护人员不敢马虎。每隔半个小时,要抽患者一次动脉血,进行血气分析,以了解其呼吸功能与酸碱平衡状态,而后根据结果调整呼吸机参数。血压水平、尿量也需随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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